8月15日，日本内阁府发布二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2%。
当前，日本经济正因少子老龄化等问题面临增长瓶颈。8月1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新内阁成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将加强日本社会少子化的应对政策。
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显示，截至今年1月1日，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人，同比减少近62万人，连续13年负增长。此外，老龄化问题也随之而来。日本65岁以上人群占比增至29%，刷新了199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少子化是高收入国家共有的现象。随着经济发展，女性受教育年数不断增加，经济地位与独立能力相应提高，晚婚或不婚率必然提高。”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所长、教授戴二彪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发达国家的女性总和生育率一般远低于可维持人口规模稳定的2.1，大多在1.5左右，但日本的这一数据已经跌至1.2-1.4。
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成了日本的顽疾，这无疑会给低迷的日本经济再添阴霾。新公布的日本《老龄社会白皮书》指出，2021年12月以2049名65岁以上老人为对象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超三成对家庭经济、生活状况感到不安。
日本政府制定的生育政策成效几何？若少子老龄化问题持续，日本经济的发展将面临哪些瓶颈？
“少子化”能靠措施缓解吗？
日本少子化趋势持续。截至2022年1月，日本已经连续13年出现人口下降，拉响警报的还有东京26年来首次出现人口数量下滑。
新出生人口本就呈现下降趋势，疫情暴发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此前，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全国的新出生人口有81万1604人，连续6年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日本的少子化进程远超政府于2017年公布的推测值。而疫情的持续蔓延也加重了日本人“恐婚恐育”心理，结婚登记数同样呈持续减少趋势。
多名受访专家都认为，少子化问题其实是发达经济体的共性因素所致。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驻日大使馆前一等秘书崔成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只不过是在发达经济体中最早表现出来而已，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对子女的教育要求随之明显提高，教育成本大幅上升，对家庭负担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少生优育成为主流。
此外，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认为，少子化问题是在当前全球化竞争格局越发凸显的背景下产生的。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全球竞争格局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延伸到产业、行业、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竞争，竞争压力压缩了人们考虑提高生活质量的时间，导致年轻人对于结婚生育的意愿下降。特别是，日本曾经是雁行模式的顶头雁，如今已失去建立全球化生态体系的领导力，竞争压力自然会进一步加大。其次，是年轻人的家庭观念发生了改变，因为年轻人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冲击，即把个人利益最大化，提倡多劳多得，把个人努力置于家庭幸福感的追求之上。第三，当前全球人口增长率放缓，老龄化程度加深，全球用以承载人口的生存资源逐渐减少，同时，由于生产能力有限，人们的生活负担和压力也将增加，少子化成了一个最优的选择。”
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就意识到少子老龄化问题并采取措施。例如，1994年，日本政府就制定了应对生育率下降的首个综合性政策——“天使计划”，对家庭育儿提供制度支持，减轻育儿期父母的负担；同年，制定“生产育儿一时金”制度，规定每生育一个孩子政府提供30万日元补助金，并在今年将这一补助金增加至42万日元。另外，岸田内阁还计划于2023年4月创设“儿童家庭厅”，解决儿童入托难问题，进一步推动男性休育儿假等事宜。
对此，戴二彪认为，这些措施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有一定效果，但对高收入或重视职业生涯发展的女性，这种物质援助基本无效。崔成也认为，这些政策措施虽然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对日本而言，如何打破收入代际切割问题，摆脱失落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才能对缓解少子老龄化问题产生更大作用。
在众多补贴措施之外，孙立坚认为最核心的还是要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日本的收入增长速度在放缓，再加上收入分配问题，补贴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朗。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才是当前重点。若要实现这一目标，日本需要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即进行创新驱动。”他补充说道。
在亚洲，同为发达国家的韩国也遭遇与日本类似的境况。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1月1日，韩国总人口为5173.8万人，比前一年减少9.1万人，降幅为0.2%。这也是韩国1949年开始这项统计以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为了应对少子化问题，自2006年以来，韩国政府已经颁布了100多项生育奖励政策。
相较于日本，韩国应对少子化的措施更为多样，例如鼓励老年人就业和扩大移民支援。在鼓励老年人就业方面，韩国在早前发布的2022年经济发展方向中，表示打算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公益性工作岗位，并准备面向中小企业设立老年人就业支援金，鼓励企业招聘老年员工。据经合组织（OECD）在2021年发布的数据，韩国的老年人口就业率位居发达经济体首位为34.1%，该数据在日本约为25.1%。
另外，韩国法务部还决定引进外籍人才入境和签证等居留支援制度，推进开放包容的移民政策。对此，戴二彪认为，日韩在解决少子化问题上的做法大同小异，相对来说，韩国更重视吸收移民。
少子老龄化阻碍产业发展
虽然日本政府祭出众多措施“止跌增生”，但日本“少子化”的趋势仍在持续，甚至可能会愈演愈烈。
厚生劳动省下属人口问题研究所曾经公布“未来人口推算”推测，日本的出生人口数跌破80万人是在2033年，2046年跌破70万人，2058年跌破60万人，2072年跌破50万人。据日本媒体报道，2021年日本出生人口达812036人，为有调查以来的最少数量，死亡人数则达1441739人，创下自有调查以来的最高纪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副所长、研究员张季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虽说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该国拥有更好的医疗技术和医疗保障水平，当地人更加长寿，这本身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但少子化人口结构将对社会发展有负面影响。他认为，人口减少将会出现两个拐点，一是劳动力下降，即人口红利消失，生产力效率将会下降；二是人口减少，也会导致总需求下降。
从人口年龄分布来看，2021年日本国内15-64岁的劳动人口总数下降了58.4万，至745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59.4%。由于劳动力人口比例跌破60%，日本国内不少岗位变为由老年人来填补。日本总务省数据显示，老年人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最多，有128万人，其次是农林业，达到106万人，服务业为104万人，制造业为92万人。
“当前，很多日本大企业正在学习美国企业的一套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模式，打破原有的终身雇佣制，即解雇年纪更长、经验更为丰富的劳动者来减轻人力成本。”孙立坚认为，这种情况或会对日本制造业产生影响，“若这种现象持续，日本的工匠精神就有可能断裂。日本国内的少子化趋势持续，年轻人对制造业兴趣降低。另外，日本创新企业的岗位还是通过外包的模式，如此一来，日本的制造业竞争力将会逐步减弱。”
戴二彪也表示，虽然劳动力人口下降的问题可以通过机械化、机器人代替等作为应对，但是，在一个生产组织或者社会中，如果年轻劳动人口比例越来越低，对新技术、新需求的敏感度会越来越低，各种创新的想法和尝试很难顺利推行，将导致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迟缓。
为了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日本政府制定了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今年5月，日本政府的2022年版《制造业白皮书》表示，有必要致力于强化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此外，近年来，日本还注重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从提供商品向提供价值服务转型，通过在商品上附加差异化、个性化服务，形成企业新的竞争力。另外，疫情之下，数字化成为日本促进产业及经济复苏的抓手。如日本在2021版《制造业白皮书》中表示，推进去碳化和数字化必不可少。
对于日本制造业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孙立坚认为，日本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能力，确实会给该国的制造业增加发展的动能，但前提是，该国的制造业要处在和服务业一样的价值链上，即存在上下游紧密的合作关系，才可以让日本过去的工匠精神结合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式，继续发挥其传统制造业的优势。但与此同时他认为，日本这种“赋能型”的创新也存在问题，“因为日本的高新技术走的不是市场化模式，只是企业‘内部’的创新，这就导致了它的技术迭代程度和速度都将降低和放缓。”
在少子化的趋势下，制造业创新能力面临下滑的风险。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的消费低迷和投资不足问题同样紧迫。
张季风表示：“日本少子化背后凸显出日本无欲社会的特征。”当前日本经济复苏迟缓，消费持续低迷。对此，戴二彪则认为，日本社会始终存在因人口下降而带来消费需求下降、供大于求的问题。
由于少子化问题持续，日本民众在消费领域的通缩型思维开始传导到投资领域。从日本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来看，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0.7%。回溯到2021年经济数据，企业设备投资同比下降0.7%。
孙立坚表示，目前，虽然大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和人才，但糟糕的是，日本大企业普遍存在通缩思维，不愿意进行投资。而日本国内90%的中小企业也没有能力“走出去”拿订单，这部分企业正处于能力不断恶化的状态，这就造成了日本结构失衡的问题。久而久之，也会形成恶性循环，即企业盈利能力不足，民众难以涨薪，消费能力被制约。通缩思维下，少子化、老龄化的问题将会愈演愈烈。
“消费和投资放缓并不是季度性的问题，而是困扰日本近30年的问题。”戴二彪向记者指出，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中，前面两支有一定效果，但只能应急，第三支期待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解决长期问题，但效果甚微，因为需要人口结构、企业家精神等方面的支撑。他直言，若日本没有移民制度等结构性改革，短时间想要缓解少子化问题将难见成效。
无欲社会下的“少子化”趋势持续。日本政府想要解决因此而导致的经济问题，注定是道阻且长。